2025年8月9日、10日,由裸聊直播-裸聊直播app 、生态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理解亚洲:海洋亚洲的环境与技术”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30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为青年历史学者提供交流与切磋的平台,来自海内外多所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海史、环境史和技术史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会议也吸引了诸多青年学生前来旁听。
会议主旨演讲
在会议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侯深老师作题为《“最后的边疆”:太平洋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与终结》的报告。侯老师以孙中山哥哥孙眉赴夏威夷的经历为切入点,回顾了19世纪中国沿海移民与太平洋世界之间的联系。与北方村落主要向内陆迁徙不同,广东沿海地区的移民更早踏上海外之路。18世纪时,他们主要是“下南洋”前往印度洋方向,随着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的兴起,大量华工转而跨越太平洋前往美国。1871年,年仅17岁的孙眉抵达檀香山,当时全城共有华人223人。1877年,当地政府为促进开发,鼓励招募更多华工。由于火奴鲁鲁地区已被白人开发,孙眉转赴尚待开垦的毛伊岛,并多次回乡招募劳动力。1886年,华人已占毛伊岛人口的四分之一。孙眉还在当地租下约3900亩牧场,经营至20世纪初,并在1896年至1907年间长期资助中国革命。然而,以孙眉为代表的夏威夷华人商人在1898年之后逐渐走向破产。侯老师认为原因有三方面。第一,1898年之后,夏威夷正式建州,对华人的政策开始收紧,华人被剥夺购买土地的权力。第二,1898年后中国动荡,中美贸易大受影响。第三,在生态方面,当地气候十分干旱,两百年来的高度剥削式商品作物经营,破坏了当地植被和水源,使得大火肆虐,最终令一代华商经营的事业付之东流。
在此基础上,侯深老师引入唐纳德·沃斯特的“第二地球”概念,将孙眉的故事置于行星史的框架中加以解读,对太平洋边疆的形成过程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侯老师指出,孙眉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第二地球”的故事:拥挤的旧世界催生了人们的发现新大陆和开拓新世界。在人们开发 “第二地球”的过程中,催生了五场革命,分别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太平洋捕鲸业与波士顿皮毛贸易为例,城市依赖自然资源进行财富积累并向金融中心转型);全球财富与权力的变化(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城市的崛起推动世界重心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政治革命(民主、自由和民族国家理念的扩散,例如辛亥革命);科学革命(太平洋的广阔水域与新大陆物种促使达尔文等科学家重新认识世界);工业革命(如秘鲁鸟粪开采推动农业工业化,捕鲸副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加速工业发展)。这些革命不仅改变了经济与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生态。
侯老师指出,现代世界的诞生根本上依赖于“第二地球”的物质丰裕。自近代以来,由印度洋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边疆,人类不断向新的资源边疆推进。我们开始重审太平洋在“第二地球”推动现代世界形成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她说道,跨越太平洋,意味着“第二地球”与“第一地球”的最终缝合,也意味着奠定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第二地球的物质丰裕——开始消失。一个肆意攫取看似不竭的自然财富的现代世界走向尾声。“最后的边疆”不再是土地,而是太平洋本身,它成为提供新丰裕的实体:新的资源、新的土地、新的试验所、新的垃圾场。但是,这片巨大的、难以掌控预测的新边疆映射的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新的现代世界:希望仍然存在,但是不再坚固、不再确定、不再乐观,这是一个脆弱而焦虑的世界。
主旨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何为“第二地球”、太平洋边疆形成与航海路线选择的联系、边疆研究中的土著人的视角、太平洋世界丰饶想象以及环境意识与此前印度洋世界的经验有何联系等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圆桌讨论
圆桌论坛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吴羚靖老师主持,主题为“印度洋与人类最初的边疆?”,讨论议题集中于“印度洋史与与其它大洋史的关系”“印度洋世界的环境与技术历史”“是否存在一个复数的印度洋世界”等。吴羚靖老师邀请与会学者发表看法。北京大学曹寅老师指出,研究者不应将边疆单独割裂开来,要着重研究边疆之间怎样相互纠缠。曹老师从自身研究出发,谈及神明信仰对边疆扩张很重要,曹老师希望深入探究“神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意味着什么?”“技术是如何把神给异化的?”以及“资本与技术如何改造宗教,宗教如何反过来影响边疆开发?”侯老师补充道,对于基督教和佛教对边疆开拓的影响的研究很多,核心问题在于探讨资本主义和边疆开拓的关系,并注意不同人群和时空尺度下的“边疆”。随后,南京师范大学仇振武老师分享了云南腾冲当地居民生活和信仰的边疆研究,福建师范大学马广路老师谈及对于东南亚热带医学边疆的研究,北京大学刘瑞老师介绍了立体主义海洋史研究的研究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嵇先白老师则从国际关系学角度,介绍了国关学界对印度洋的研究情况与不足之处。
分享探究
从8月9日下午至8月10日上午,与会学者先后按照“空间与环境”“物种与生态”“产业与基建”“身体与医疗”四个主题分享研究。
空间与环境
在“空间与环境”主题下,中国人民大学求芝蓉老师分享了《<和德理(Odorico de Pordenone)行程记>与<郑和航海图>比较研究》。她考证了马可波罗和郑和所共用的航线,认为这条航线在宋以前就是成熟航线,元、明时期这条航线依然被普遍使用,连通了波斯与中国。仇振武老师的报告《翻越高黎贡山:一部亚洲腹地的全球史》,地方性与全球性在当地居住者的眼中意义不大,仅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写作要关注当地居住者的真实想法,关注当地乡土智慧。刘瑞老师的报告《海底实验室:太平洋的海藻移植与生物科学》聚焦20世纪西北太平洋海平面以下的物种迁移与知识流动,回应了当下关于物种跨域流动、劳动者科技能动性以及知识环流的学术讨论。她将海洋史研究视角延伸至深海,强调渔业者、海女等非科学家群体在海洋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作用,从而对传统的“海洋衰败论”提出挑战。
物种与生态
在“物种与生态”主题下,北京大学徐冠勉老师《母牛之死: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早期近代亚洲糖业边疆切入,探讨了水牛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的独特角色。他提出“兽力资本主义”概念,突破了将水牛固定在亚洲小农经济与稻作农业的传统想象,揭示水牛在台湾与爪哇两大糖岛的商品生产中扮演的核心动力角色。徐老师通过跨越荷兰、英国与清帝国档案的研究,呼吁将水牛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史的核心叙事,并以多物种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亚洲在工业化前夕的商品边疆。首都师范大学张蔻博士的《马尼拉植物园的科学实践与菲律宾殖民地生态的再评估》以19世纪菲律宾的植物园为线索,梳理了从殖民科学实践到生态观念转变的全过程。1824年,西班牙殖民者尝试在马尼拉建立植物园,但因选址位于易受洪涝的低洼地带而未能成功。19世纪初期,在西班牙帝国权力辐射下的生物资源勘探与考察,逐步构建起对菲律宾动植物的系统认知。至19世纪中后期,伴随全球殖民地科学潮流的发展,菲律宾殖民生态观开始被重新评估,科学林业理念逐步成型,为后续的资源管理与生态政策奠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吴羚靖老师的报告《气味、生态与走私:另一种视角的全球檀香贸易史》探讨了檀香物质文化演变与全球檀香产地生态、走私贸易之间的联系。其研究展现了檀香如何在全球商品网络中跨越合法与地下市场,如何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多地高山丛林。檀香贸易既是全球经济交换的媒介,也是生态压力与文化想象的交汇点。
产业与技术
在“产业与技术”主题里,北京大学曹寅老师的《湿婆、彩灯、电风扇与音箱:亚洲神圣空间的技术政治学》将宗教史与日常技术史交织起来,探讨现代技术如何重塑亚洲的神圣空间。曹老师指出,在殖民地的热带环境中,印度移民面对疾病与环境威胁时,试探不同神明的灵验程度,并转向供奉更为凶猛的神祇。但是,在去殖民化时期,新兴民族国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电力供应、扩音设备、照明设施——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与神圣生活,这也促使神圣空间逐渐与工业生产空间脱钩。清华大学刘烨博士的《考察史:新中国早期技术人员在非洲》介绍了1959年第一批中国建筑工程师到达非洲时,面临缺乏热带地区建筑参数的问题,他们前往港口城市进行考察的过程与西方殖民者的建筑遗产相遇。他还介绍了“热带现代主义”建筑的起源和热带殖民地知识体系的生成。吴博皓老师的《制造蜃景:战后东亚企业与产业政策的纠葛》聚焦战后东亚企业的成长轨迹与国家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探讨所谓“东亚模式”是否真是强力政府精心策划产业政策的产物。其研究试图重新评估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他首先描绘战后东亚企业在废墟与夹缝中的艰难崛起;其次分析它们如何在历史惯性与殖民遗产的背景下“拥抱帝国”,并在旧有体系中寻找发展机会;随后探讨东亚企业如何塑造和适应国家的产业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接着将视野拓展至国际舞台,研究它们的跨国联系与全球化策略;最后反思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东亚模式在冷战结束后是否依然成立,以及企业与国家关系的重塑可能。
身体与医疗
在“身体与医疗”主题下,曼彻斯特大学张蒙老师的《“精神的殖民”:战时日本医学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分裂》探讨了日本帝国医学体系在战争扩张背景下的区域化与分裂。他指出战争扩张与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民族性建构并存。例如,在华北,日本医师主张医学应主动参与社会文化改造,重编中药书籍,并发展契合地方气候与疾病特征的“风土医学”;在满洲,他们则形成了聚焦寒地疾病的“开拓医学”,以展示殖民现代化能力。这回应了殖民医学史上关于“普遍主义”与“地方特殊性”的长期争论,也与19世纪末欧洲热带医学的区域适应模式形成对话。张蒙老师认为,日本在华和在满洲的医学体系在吸收地方知识的同时,逐渐偏离了统一的“日本医学”范式。在战争末期,原有医院制度的殖民性被批评。马广路老师的《中国对外中医教育与印尼中医职业现代化研究》以印尼为案例,探讨中国对外中医教育如何推动海外中医合法化与现代化。他先回顾印尼中医在殖民末期与本土贾穆医学并存的发展背景,指出其职业化、教育制度化的不足。随后,他以厦门大学海外函授裸聊直播 为核心,分析中国在冷战及印尼政局变动中,通过函授、短训等方式向印尼输送中医人才,并间接推动行业规范与立法。
新海洋史
在“新海洋史”主题中,厦门大学郑坤艳老师《从奇物到资源——英国深海知识的开拓与太平洋锰结核控制权的衰落(1870年代—1980年代》书稿结合了航海探险史与海洋环境史,回顾英国自19世纪70年代通过“挑战者号”探险率先发现并研究太平洋海底锰结核的历程。她指出,英国未能将早期的科研优势转化为实际的资源控制,在技术、地缘和法律多重制约下逐渐失去领先地位,被美国等国赶超,这一案例体现了帝国科学与资源开发之间的断裂,也折射出锰结核在全球文化想象中经历的“稀缺—丰裕—再稀缺”循环。刘瑞老师的《渔业管理转型视角下的1931年国粹会事件》从渔业市场竞争与管理制度变迁切入,重新审视1931年青岛“国粹会事件”。她通过中日外交档案、青岛市档案及当时报刊,揭示事件并非单纯的民族冲突,而是发生在中日渔业竞争加剧、市场格局重组的背景下。在国家冲突难解的条件下,渔民群体仍能通过自身方式应对竞争,且技术引入与仲裁机制并不必然带来秩序,反而可能在利益不均中引发新的停滞。
新气象史
在“新气象史”主题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王乐之博士的《雨天和星期天——婆罗洲中游的原住民生态辩证(1900-1942)》则关注婆罗洲中游地区原住民在殖民时期的生态与社会实践,他试图打破上游—下游的二元框架,将中游视为知识、经济与环境的实验场:这里既是航运季节性可达的区域,也是原住民自主规划聚落的空间。他在对森林采集、刀耕火种和小农种植的历史梳理中,展示了当地人在橡胶、稻米等作物之间进行生态与经济抉择的过程,以及与殖民权力、华人移民和河流地理的互动。仇振武老师的《灾害、科学与大众舆论:1888年“瓦塔纳号”船难与英属印度气象事业的演进》探讨殖民气象事业在灾害与公众舆论压力下的转型。他结合官方报告与地方文报,指出殖民气象服务并非单向度的科学输出,而是在地方社会质疑与参与中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案例揭示了气象现代性在殖民语境下的“尺度化”特征,以及极端天气与公众反应如何共同塑造科学实践。
新华侨史
在“新华侨史”主题下,东南大学陈非儿老师的《将情感与隐私武器化——侨生回国潮与书信运动》研究了20世纪50—60年代印尼等地侨生回国后的书信往来,揭示冷战时期国家如何试图将侨生家书(侨信)作为政治宣传与情感动员的工具。她通过中国各省档案、口述史材料,分析侨信如何成为日常联络、服务重大事件宣传的政治文本,展现这些信中个人感情与政治引导、自我审查相杂糅的表述。她认为,这些信件反映了社会主义情感治理的局限,也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侨务政策。福建师范大学陈乙燊老师的《知识产权与归国华侨——改革开放前后福州华侨塑料厂的“白鸽牌”拖鞋争夺战》通过福州华侨塑料厂与福州第二塑料厂之间围绕“白鸽牌”拖鞋外观专利的争夺,讨论归侨与中国现代化叙事的复杂关系。他在梳理档案与口述史中发现,归侨职工普遍认为技术源自海外样本,但事实上,这些技术更多来自国内同步引进与改良。由此,这一案例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产权纠纷,而还是归侨群体对自身价值的记忆建构,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品牌与技术认同的重塑。
短短两天会议,与会学者就“海洋亚洲的环境与技术”主题分享了自身研究成果,展开了充分的交流。现场讨论氛围热烈,思想碰撞不断,学术氛围浓厚。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此次学术会议不仅为青年学者拓宽了视野,也激发了进一步开展后续研究与写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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